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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《致子厚宫使札》

 
    管鲍之交
  嘉祐二年(1057),苏轼、苏辙兄弟,章惇、章衡叔侄,同科考试,同中进士。侄子章衡考中头名状元,竟让章惇羞愧难当,回家复读。两年后再次科考,进士甲科高中,才受敕出仕。
  章惇和苏轼同为性情中人而结管鲍之交。二人曾游仙游潭,“下临绝壁万仞,岸甚狭,横木架桥。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,子瞻不敢过。子厚平步而过,用索系树,蹑之上下,神色不动,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:‘章惇、苏轼来游。’子瞻拊其背曰:‘子厚必能杀人。’子厚曰:‘何也?’子瞻曰:‘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。’子厚大笑”。
  政敌之间的唏嘘往事
  两人在政治上,却不是一个阵营。章惇是铁腕的改革家,苏轼是温和的保守派。
  元丰二年(1079),因“乌台诗案”,苏轼命将不测。“天下之士痛之,环视而不敢救”。宰相王珪面见宋神宗,诬告苏轼大不敬。章惇不仅替苏轼开脱,还质问自己的顶头上司:“难道你要灭苏轼满门吗?”王珪推到舒亶身上。章惇骂道:“舒亶的吐沫星子,你也要吃下去吗?”
  元祐元年(1085),哲宗即位,宣仁太后垂帘听政,起用司马光任相,尽废新法。苏轼连升三级,为翰林学士。章惇被贬知汝州。苏轼写信予以安慰,即此《致子厚宫使札》。归隐田园,正是我辈的理想生活,“但恐世缘已深,未知果脱否尔”?
  元祐八年(1092),宋哲宗亲政,改革派得势,章惇东山再起,疯狂报复,大小之臣,无一得免。他甚至劝宋哲宗将去世的司马光掘墓鞭尸。对知心朋友,整治得格外“细腻”。苏辙先贬汝州,后贬儋州。“苏子瞻谪儋州,以瞻与儋字相近也。子由谪雷州,以雷字下有田字也。黄鲁直谪宜州,以宜字类直字也。”都是章惇的“恶作剧”。章惇不允许苏氏弟兄居官衙,不允许租民居,简直要让他们露宿街头。
  东坡在惠州,做诗曰:“为报诗人春睡足,道人轻打五更钟。”传至京师,子厚看老友在逆境中仍能安稳快活,心中极为不爽,就再贬他到海南。
  “春幡春胜,一阵春风吹酒醒。不似天涯,卷起杨花似雪花。”苏轼到了海南,照样其乐无穷。
  元符三年(1100)正月,宋哲宗突然病逝。章惇坚决反对徽宗即位:“端王轻佻,不可以君天下。”徽宗登基,立即把章惇罢相,贬到雷州。
  苏轼遇赦放还。章惇之子章援为苏轼门生,担心父亲遭到报复,向恩师写信求情,哀婉凄凉,不亚于李密的陈情表。东坡读了,哈哈大笑:“好文章!有司马迁之风!”
  东坡立刻回信:“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,虽中间出处稍异,交情固无增损也。”他还热心地为章惇提供在岭南的生活经验,并赠送海外新作《续养生论》,指导章惇“练气功”。
  苏东坡收到了章惇送来的一切折磨,唯独没收到恨意。《宋史》将章惇列入“奸臣”。苏轼则说:“子厚奇伟绝世,自是一代异人。至于功名将相,乃其余事。”
  “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,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。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。”东坡先生简直是笑口常开、肚大无边的弥勒佛下凡。
  建中靖国元年(1101)七月,苏轼病逝于归途。“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,其君子相吊于家,讣闻四方,无贤愚皆咨嗟出涕。太学之士数百人,相率饭僧慧林佛舍。”次年六月,苏轼葬于汝州郊城县钓台乡嵩阳峨眉山。
  四年后,章惇逝于岭南雷州,无声无息。
  “墨禅”者当属谁?
  章惇对书法相当自负,自谓“墨禅”。黄伯思《东观余论》盛赞惇书:“虽精巧不迨唐,而笔势超越,意出褚(褚遂良)、薛(薛稷)上,暮年愈妙,一以魏晋诸贤为则,正者殊类逸少(王羲之)。”
  有人说,章子厚日临《兰亭》一本。东坡听了,不以为然:“临摹者非自得,章七终不高尔。”
  无机心之人,方有无机心之书。可冠以“墨禅”者,乃苏轼而非章惇。黄庭坚说:“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,盖其天资所发耳。观其少年时字画,已无尘埃气,哪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?”世人以“尚意”名宋代书风,言黄、米则可,言苏东坡则不可。东坡之书,一点一画,均从胸襟自然流淌出来,乃“尚心”——无心之心也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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