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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孟頫《鹊华秋色图》上的题跋、钤印赵孟頫《鹊华秋色图》上的题跋、钤印

  ◎高鸿

  只要不带偏见、不追风,能静下心来细细评读一下乾隆帝的题画诗,你会感觉到他那渊博的学识、深谙书画的修养以及他那洒脱无拘的胸襟。如题王穀祥的《花鸟图》,诗云:“五五三三朵,潇潇落落姿;翩然来翠雀,小住得横枝。岂羡雕笼好,那知暖窖宜;以幽闲适性,画者具深思。”语言朴实无华,然却妙趣横生,读来轻松,回味无穷。这诗情,哪里像是一个皇帝,简直就是一个田园诗人。

  近期,也不知是什么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,网络上频出诸如《“毁画不倦”的乾隆》、《落到乾隆手上,是赵孟頫的悲哀》等文字,把乾隆帝喜欢在历代书画名迹上加以题跋、题诗和钤印比作“点赞狂魔”大加鞭笞,似乎要对那位死了几百年的乾隆来一个重新审判。

  在此,我无意要为乾隆帝予以辩护。但,细看那些讨伐乾隆的文辞,就其文风乃至遣词来看,实在是没有资格来评说乾隆。尽管乾隆帝在部分古代书画名迹上的题跋、题诗、钤印过多,有碍作品的审美。

  其实,对乾隆这一行为,我们不是不可以讨论或是批评,但讨论和批评必须以历史的观点来分析和看待。务实的学术研究者,对待历史上任何人任何事,都要客观、公正、历史地看待。其道理很简单,就像我们今天评价乾隆帝的功过,其是非标准不可能一字不改地延续乾隆朝的所有“官方”史料文字;当然,也不可以简单地以今天的是非标准去裁定乾隆帝。那么,对待乾隆喜欢收藏历代名家书画作品并因编纂《石渠宝笈》而乐此不疲地题跋、题诗和钤印的行为也应如此,不能简单而又武断地以“毁画不倦”来加以定性。

  从现有文献和实物资料来看,在画面上题诗始于宋徽宗赵佶,宋徽宗是一位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家,他不仅工丹青,更是以其独具风格的瘦金体书法彪炳百代。如此,他的诗书画汇集于画作上,从而构成了诗、书、画融为一体的崭新的艺术图式,极富东方文化独特的审美韵味。自此,画面题诗的风气便盛行起来,而且这一风雅一直延续到今天。但是,从严谨的角度而言,书画作品上的题诗、钤印,理应以“不侵画位”、“不伤画局”为前提。

  不过,话又说回来,何为“不侵画位”、“不伤画局”呢?中国传统绘画不同于西洋绘画,满纸都是有笔触、有色彩的绘画元素,不为题款、题诗和钤印留位置。中国传统绘画则不同,尤其是传统文人画,不仅在创作伊始就要考虑题款、钤印的位置,还要强调留白。以本人多年对绘画的研究及创作实践,绘画的“留白”具有很大的随意性,甚至是不确定性。具体而言,“留白”既是“知白守黑”的需求,也是方便自己日后有感而发时再次题跋(这类案例很多),也有是考虑他人或后人收藏时的题跋和钤印。因此,传统绘画的空白处,哪儿能题跋哪儿不能题跋,哪儿能多题哪儿不能多题,都没有固定模式的禁区和非禁区。即便是钱谦益所说的“余观古人书画,不轻加题识。题识芜烦,如好肌肤多生疥疠,非书画之福也(《绛云楼题跋》)”,也只是一家之言,并非是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清规戒律。

  乾隆作为一国之君,政务之余雅好诗文本无可厚非。乐于在历代书画作品上题诗、钤印,也不是他个人的首创。在他很多题诗、钤印的书画上早已有历代文人和书画家题诗、题跋、钤印在先,为何乾隆帝就不能了呢?臣子蔡京能在皇帝赵佶的画上题诗,乾隆皇帝在历代“臣民”的书画上题诗、钤印,难道就是大逆不道?

  记得2004年《古典文学知识》第4期刊发了陆钦先生写的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诗情画意多神韵——评乾隆帝题画诗的美学观》,从诗学和美学的层面解读了乾隆帝题画诗,客观、公正地评价和肯定了作为一代皇帝的诗学造诣和审美高度,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

  其实,只要不带偏见、不追风,能静下心来细细评读一下乾隆帝的题画诗,你会感觉到他那渊博的学识、深谙书画的修养以及他那洒脱无拘的胸襟。如题王穀祥的《花鸟图》,诗云:“五五三三朵,潇潇落落姿;翩然来翠雀,小住得横枝。岂羡雕笼好,那知暖窖宜;以幽闲适性,画者具深思。”语言朴实无华,然却妙趣横生,读来轻松,回味无穷。这诗情,哪里像是一个皇帝,简直就是一个田园诗人。

  至于乾隆帝的书法,也是学有渊源,法度严谨。他虽贵为帝王,但他的书法却端正庄严,丝毫没有骄横跋扈的霸气,而是有着非常亲和的亲民之相。单凭这一点,就值得我们今天很多装神弄鬼的“书法大师”深刻反省和学习的。

  临了,我要说的是,如果硬要说乾隆帝在历代书画名迹上题诗、钤印有暴殄天物之嫌,那么,这一行为远比二十世纪中叶砸毁、撕毁、烧毁文物的那场浩劫要高明得多。


 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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