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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胄 听琴图黄胄 听琴图

 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,中国画坛人物画家影响最大的三位是方增先、刘文西和黄胄。陈传席指出,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,黄胄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似乎更高。那时他才30多岁,已是中国画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。以速写入画,其人物画,别创一格,气韵生动。但高尔泰却认为,黄胄的作品问题在于缺乏“精神性”。

  ■收藏周刊记者 程辛 实习生 苏碧雁 整理

  简介

  黄胄

  1925—1997,原名梁淦堂,字映斋,河北蠡县人。“黄胄”之名源于一面“炎黄之胄”锦旗,故取名“黄胄”,并一直沿用。

  问诊专家

  薛永年: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  陈传席:美术史论家、美术批评家

  刘 墨: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

  高尔泰:美学家

  名家点评

  在现代画史上,有许多高手画过新疆生活,他们在个别形象的塑造方面或精于黄胄,但在总体味道的把握上没有人赶得上黄胄。在维吾尔人心目中,惟有黄胄画出了他们的美,能得其神采味道。 ——刘曦林

  黄胄怀着对新生活的热爱,把速写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引入了中国画的基本训练和创作之中。所画人物、牲畜,造型准确生动,笔墨豪放自由,打破了各种窒息创造精神的陈规,使传统中国画贴近了现实生活。

  ——薛永年

  早熟的天才画家,30多岁饮誉国内外

  受赵望云影响最深,坚持“从生活入手”

  陈传席开篇点题,黄胄是天才型的画家。所谓天才型画家,往往不师而能。足见陈传席对黄胄的绘画及在画史上的地位,给予了重要的定调与认可,因此他又将黄胄称为早熟的天才。

  从黄胄早年所创作的画作来看,其在国内外已经颇有名气。如黄胄25岁所画的《爹打老蒋去》被选入全国美术作品展览,受业界重视,更为徐悲鸿所称赞。1956年所作《洪荒风雪》,获得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造型和实用艺术展览会金奖。1959年《赶集》又获得世界青年联欢节铜质奖章。陈传席指出,那时的黄胄仅30多岁,但已是中国画坛上一颗闪耀的明星。而观看黄胄早期的画,陈传席还补充,受家学熏陶,黄胄自学成才。其自幼就画得一手好画。可以说是自学成才。他在1943年拜著名画家赵望云为师时,也正是因为黄画得好,赵望云才愿意指导他。不过,陈传席仍然认为,黄胄虽然受过赵望云的影响,但后来却能独立门户,在画史上的地位似乎更高,仍是他的天才因素决定的。同时,他还进一步指出,黄胄虽未专师于哪一家,但他的人物、动物等造型,来自写生,笔墨就是当时流行的画风,但显然比流行的画风更丰富、更完美,也更深沉。[2]

  但在《黄胄自述》中,他曾回忆:“在我的一生中,青年时期接触过四位画家,他们对我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影响。”这四位画家是赵望云、韩乐然、司徒乔和徐悲鸿。其中,影响最深的是赵望云。对此,薛永年指出,黄胄的中国画在年轻时代即受赵望云面向生活和农村写生的影响,在面向生活与继承传统的关系上,一开始就把从生活入手放在第一位,而且终生不渝。[3]

  速写与人物为世人所赞赏

  源于对传统愈来愈深入的理解

  综观黄胄在画史上的影响与地位,陈传席指出,黄胄是中国人物画史上里程碑式的画家,是20世纪中后期影响最大的画家之一[2]。然为世人所赞赏还有其速写。特别是新疆速写题材。

  回顾黄胄的艺术之路,薛永年将其概括为,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中国画家中, 黄胄是一个极富创新意识的画家, 他怀着对新生活的热爱, 把速写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引入了中国画的基本训练和创作之中。所画人物、牲畜, 造型准确生动, 笔墨豪放自由, 打破了各种窒息创造精神的陈规, 使传统中国画贴近了现实生活,贴近了人民心灵。黄胄的艺术,脱颖于上世纪 40 年代,成熟于上世纪50年代至上世纪 60 年代,至上世纪70 年代中叶以后更趋完善。特殊的经历使他走着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,在这条道路上, 黄胄起步于深入生活和速写, 亦得益于对传统的愈来愈深入的理解和选择。从他上世纪50至90年代的作品可以看出, 黄胄这种富于创造性的中国画, 一方面摆脱了束缚创造的传统惰性, 另一方面又努力发扬着不失生机的传统精华。 [3]而对于速写,黄胄有着自己的看法: “我开始学画时没有临摹, 这也有它的好处。我一开始就在生活里‘闹’, 主要是画速写, 边观察边画, 边学边画, 以后再学传统的东西。由于没有什么束缚, 所以敢于放开手来画。”对此,刘曦林指出,在黄胄的上万件速写中,新疆速写所占甚多,仅1956年于和田六个月速写即近千幅;在他的水墨画作品中,新疆题材当在半数之上,如果把画驴包括在内,比例当更大。

  陈传席亦认为,黄胄的最大贡献是给我们留下大量的草原风情的作品。他画毛驴最闻名,但他自己说他是一个人物画家。他曾说,画毛驴是为了练笔墨,最终为了表现人物画的笔墨实际上,黄胄在人物画上的贡献最大。他的笔墨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规定,但气韵生动。陈传席认为,传统中国画要求的最高标准是散、淡,散就是胸无杂念,包括没有素描、光暗对比等约束;淡就是绝对自然。黄胄因性情使然,不期然而然达到了“散”和“淡”的极致,所以,他的人物画也生动到极致,而且都是那样可爱,看后令人心动,这就难能可贵了。[2]这就是陈传席上述所言“不师而能”的根因所在。

  忙于筹建艺术馆耗去大半精力

  他的“马”缺乏“精神性”

  刘墨表示,到了晚年,黄胄开始将笔墨从人物转到动物尤其是毛驴的表现上,墨色和用笔都很灵动。机灵、敏锐、运笔成风,自成格韵,是黄胄的特色,然缺点是稍一失控,即失于滑,不含蓄。[1]高尔泰认为,“黄胄有黄胄的问题,这个问题就是缺乏‘精神性’,例如,你把他画的马同徐悲鸿的马比较一下,就可以看出,后者有一种古君子的风度,而前者只不过是动物,是运输工具。这个精神上的差别是巨大的。所以不能光从笔墨技巧着眼。”[4]

  陈传席则补充,至少说高尔泰对黄胄的批语是正确的。黄胄的画“缺乏‘精神性’”,这与他的修养有关,但他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。陈传席还指出,黄胄文化程度不高,年轻时,凭着他的聪明、灵气、朝气,自学成才,画得十分生动,十分有朝气,十分大胆。而年龄稍大,便会退步。后来又忙着筹建“炎黄艺术馆”,建好后又花很大力气去维持,耗去大半精力。他直言,画家不专心于画,而忙于建馆,于画无益而有害。特别是晚年,黄胄因名气更大,各种应酬太多,他的健康不如以前,很多作品只好快速完成,有些很草率,但他的一些精心之作,尤其是挂在一些严肃场合下的巨幅作品,陈传席的看法改变了一些。

  有人说黄胃不懂传统,每一笔皆不合传统。陈传席对此亦有分析,若从传统方法论笔墨,如何下笔,如何运笔,一波三折,平、圆、留、变、重等等,他的笔墨确是不太符合的,但黄胃的笔墨却符合中国画的最高境界——气韵生动。[2]

  本版参考文献:[1]刘墨《20世纪中国画名家批评》、[2]陈传席《论黄胄的绘画及其在画史上的地位》、[3]薛永年《黄胄与中国画传统》、[4]高尔泰《美是自由的象征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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